文／陳韋綸 轉載於破週報
12日下午記者自圓山捷運站下車，前往參與藝術家余正達將赴威尼斯雙年展之記者會；一趟經過已因明年花卉博覽會施工而圍起鐵欄的美術公園，接著進入北美館旁的台北故事館的路途，其實串起自上個月底，由北美館內引爆隨即擴散至所謂當代藝術圈、開展至花博、台北數位藝術中心以及當代藝術館相關文化政策的討論風暴。
自北美館於三月底公布「威尼斯雙年展」由館內新成立之雙年展暨國際計畫辦公室統籌、包括王俊傑、王嘉驥、林宏璋、徐文瑞及鄭慧華五位過去策展人擔任諮詢委員，打破過去由民間策展人提案的公開徵件方式後，隨即引發內定參加藝術家人選的質疑，而更早藝術家楊俊於美術公園內作品因花博會之故遭提前結束，引起文化政策封閉姓的諸多討論，陶亞倫一文〈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指出「宏觀調控的思維，已伸入了文化藝術界」以及「國家嚴密的文化品管體系已悄悄地形成」，迴響者眾。
於記者會即將結束之際回答此次因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引爆的諸多討論，位於柏林的徐文瑞透過視訊認為成立雙年展辦公室其實是五位諮詢委員之共識，「但是同時提出必須盡快宣布下屆策展方式。我認為當時美術館宣布時並沒有說明清楚，因此引發後來爭辯，美術館必須負很大責任。」然而，他亦認為爭辯背後還有一個議題是：討論並非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當作獨立事件，而是關連至當代藝術館由文化局接掌、2010年的花卉博覽會、數位藝術中心邊緣位置、以及藝術家楊俊作品被拆除等議題，引導至官方對於藝術作品以及藝術圈的專業領域不尊重。他本身相當贊同討論被引導的方向，卻同時認為議題必須逐一釐清，如果單純針對辦公室成立，他認為諮詢委員制度仍然提供了所謂的專業性。
面對爭論，北美館館長謝小韞則認為今年威尼斯雙年展，是十年以來順應參展生態的回應以及調整。「被外界指點過程沒有充分公開，其實我們一直抱持公開的心情呀，只是呈現在媒體報導上，怎麼會變成官方變主導…」提及楊俊作品展覽提前結束，謝小韞則認為美術公園地屬公園處，「那個場地使用必須尊重公園處遊戲規則，結果被誤解是花博會原因楊俊作品提早一星期結束…」然而事實北美館與公園處皆為花博會執行單位，但雙方沒有事先與藝術家告知。謝小韞坦承決策資訊不夠透明願意道歉，但也強調自己認為「威尼斯雙年展是個案，怎麼會串在一起…？」
作為此次參展藝術家，余政達則不認為今年策展方式的決定有任何錯誤，「這在國外是很正常。譬如在國外都是由某個美術館提出申請。只是往年都是由策展人提proposal去作。如果提早跟大家說就不會有問題。事實上（由雙年展辦公室申請）可以是一個策展模式。這次雙年展還是找專業作討論，由北美館推薦。由雙年展辦公室來做，更能掌握推動相關事務細節，可能比策展人孤軍奮戰來的有利。」他認為威尼斯雙年展有如商業性質濃厚的奧運比賽，很多人投注資金。「重點是怎麼在威尼斯雙年展作出效果，這可能不只是策展好的問題……讓國際接軌的藝術家做推廣。」
然而，或許正如同《破報》總編輯黃孫權於〈誰在乎誰策展：當今藝術的「歷史性計畫」〉所言，民眾何需關心究竟是誰策展？「無論何者都不能保證成果，因為我們既然從未見過任何『事後評估』，自然也無須關心誰獲勝的正當性。既然連參與遊戲的權力都沒有，就來評斷是非，豈不是自不量力？藝術圈內的風暴，與吾人何干？」他認為與其釐清市場與制度的藝術問題，不如重建當代藝術的「歷史性」，從日常生活中建立「多孔性的戰鬥陣地」，重新開展藝術生產的可能性。
在官方與民間關注顯然產生落差的當下，我們或許該問：究竟，連同花博會在內的78.32億的所謂文化相關政策預算決策，人民為何無從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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